映象新闻

2003年以来，尽管进行了几轮政府机构改革，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仍从2003年的1171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990万人，增加了70%，高于所有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增幅56%。

显然，无论从交通条件变化，土地等不可移动要素的成本价格优势，还是高级要素和产业的聚集效应来看，珠海、中山、江门、澳门等大湾区西岸城市都悄然站在了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实事求是地说，大湾区西岸城市不仅在制造业供应链的完备程度上不及东岸的深圳、东莞或北岸的广州、佛山，在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产业集群方面，与上海、北京、合肥、南京、成都等地相比也已经失去先机。

首先是差距的扩大造成了心态的变化，如果把珠海和起点相同、面积相当的深圳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其发育迟缓的问题的确很严重：同为1980年代首批对外开放的特区城市，2020年深圳市GDP达到2.77万亿元，已居全国第三，而珠海经济总量只有3482亿元，仅为深圳的1/8。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澳门的政治上的重要性与经济资源上的有限性一分为二地看待，才能更加准确地厘定澳门和大湾区的关系。在当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亟需一个像90年代浦东开发那样的战略行动来探索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从大湾区要素流向看，各种资金、技术、人才等可流动生产要素都在沿着最佳交通路线寻找边际产出更高的机会，有些生产要素流向已出现逆转。然而，一个城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很容易简单地与其在经济上的作用被混为一谈。

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虽然经济总量大、人口流入多、产业结构好，但在区域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西岸城市与东岸城市差距巨大，让大湾区成为 两条腿一长一短的跛脚巨人。诚然，最近几年珠海在中央和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开始凝心聚力、拧紧发条，重整行装再出发，深入推进二次创业，出台了《全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工作方案（讨论稿）》，但就目前来看，在区位战略上尚没有找准最优解，在产业规划上还是面面俱到，在推动改革开放上还没有展现出类似深圳敢为天下先的作为和魄力——如何锤炼成大湾区的另一新增长极，还是亟待破解的课题。首先，可以把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下的国家排斥在考查范围之外，因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分布仅仅反映国家之间的产业发展差异，而不存在什么变化规律。

例如，制造业比重分别于1953年和1970年开始下降的美国和日本，虽然也显现出实体经济萎缩的趋势，但总体来说便属于这种类型。按照熊彼特式的创新理论，这个时刻也恰恰是通过使这类企业退出，同时让那些在生产率和竞争力上保持优势的企业乘势而上，从而通过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在全社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大好时机。首先，生产率趋同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并且，由于这些国家制造业比重如此悬殊，难以纳人规律性变化的分析范围。

不仅投资品主要由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提供，居民消费的物质产品如衣食住行也大部分依靠制造业产品。首先，把世界银行分组的人均GDP水平，以及效果大体相同的人口转变阶段特征作为发展阶段特征。

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多地依靠投资导致的资本深化。在收人提高的基础上，居民消费的不断升级和深化必然对制造业的产品创新，从而技术创新和设计理念更新提出新的要求，在加大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激励力度的同时，也为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创造了新的空间。然而，这个加总的常态结构模式显然远远不足以涵盖内容丰富的各国发展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制造业得到迅速扩大，其增加值占GDP比重一度达到按国际标准衡量的不同寻常的高度，直至随后相继发生的比重徘徊和持续下降。

这样，原本应该退出市场经营的企业仍在苟延残喘。从正在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人类面临的现实挑战看，无论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无论是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的能源革命还是碳捕获技术要求，也都必然建立在高水平的制造业基础之上。此前，已经从最宏观的层次得出结论，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仍然存在的巨大差异(见图3)，无疑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远未到位〔从最微观的层次看，经济学家很久以来便注意到，由于存在资源重新配置的障碍，中国工业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尽合理，资本边际生产率和劳动边际生产率在一个部门内的企业之间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就意味着巨大的重新配置空间。一般来说.在这个不发达的状况下服务业多为日常生活服务行业‘本质上属于传统经济部门.也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然而，这个问题并不是无解的，因而也不是延误改革的充分理由。因此，正如我们把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称为库兹涅茨过程的相同逻辑，由于高生产率部门萎缩而导致的劳动力等资源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以致造成整体生产率降低的现象，便是一种资源配置的退化或逆库兹涅茨化。

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再能够实质性地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起不到显著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效果。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这种生产率差异并没有得到缩小，不仅表明在这个分类层次中资源重新配置尚有极大的空间，而且这个结论可以推及其他分类层次。

然而，资本深化不能代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此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难以持续。然而，他又毫无道理地宣称，中国无法实现这个必要的模式转变(Krugman ,  2013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的减弱发生得太快了，在尚未来得及探索新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制造业比重就提前下降了。深化资源重新配置以提高生产率的过程，既有利于稳定制造业比较优势从而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可以为未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扎实的生产率基础。这包括: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弱化，及其导致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低效企业不甘心退出经营而寻求政策保护，导致资源配置的僵化;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向低生产率部门(低端服务业)逆向转移，造成资源配置的退化。根据理查德·达舍等(2017)对日本经济的估算，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两个因素，即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前者的作用在日本经济陷人失去的十年中达到最突出的程度，后者的表现则乏善可陈。

备注：①论证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且同时表现出分析上的合理性和偏执性的一项研究，可参见瓦利一拉夫·斯米尔(2014) (1)制造业同时是创新诱导型产业和诱导创新型产业。如图2所示，中国的制造业比重于1997年达到36.8%最高点之后，曾经历过降低和反弹交织的徘徊，随后在2006年36.3%的高点上再次一路降低，到2018年时仅为27.0%。

虽然现实从来不像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样，这种生产率差异最终将趋于消失，但是，生产率差异的存在、缩小和再出现的整个过程仍然是我们观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有益角度。由于农业中堆积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仅相当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3.4%。

对中国来说，制造业的发展还远没有耗竭资源重新配置的源泉。鉴于这些结论以唱衰为特点，笔者称其为克鲁格曼一扬诅咒(蔡防,2019a)。

制造业比重同时于1974年开始下降的阿根廷和巴西即为这方面的典型，同时也被普遍认为是陷人中等收人陷阱国家的代表。虽然人们并不认为两者之间必然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却通常会假设两者之间至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撇开其他情况不说，在人均收人很高的国家行列中就不乏依靠特殊的资源享赋致富的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终究有不少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了经营，也就意味着退出了制造业;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量也由于比较优势弱化而减少。

第六部分为结语，对如何稳定制造业、提高生产率和获得新动能提出政策建议)。也可以说，制造业的发展和就业扩大有利于推动创新、共享和激励的统一。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要素和资源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是一个劳动者得到更高的收人与经济整体提高生产率相统一的过程，因而也是一种不会对任何一方造成损失的帕累托改进〕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通过创造性破坏机制重新配置资源，则意味着不仅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还会波及不是市场竞争直接参与者的其他群体，如在竞争的市场主体中受雇的工人。由于简单引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还不能直接检验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是否具有降低整体生产率的倾向，因此，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一些处理。

相应地，国际贸易、跨国和跨地区要素流动、产业和行业的进人与退出，以及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都会创造生产率趋同的趋势。然而，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也的确意味着与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时代相比，未来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显著缩小了，难度明显加大了。

其次，当主要观察人均GDP在 10000美元以上国家的情形时，规律性变得明朗了许多，此时仍可以忽略那些数量不在少数的极端值，而进一步集中观察那些高密度聚集在一起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目前处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多数经济指标也与这一组的平均水平高度吻合〕例如，在人均GDP水平、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中国都具有该组别的典型特征。撇除克鲁格曼一扬诅咒及其新版本中带有明显偏见的部分，这桩学术公案的确提示我们，在人口红利消失和比较优势弱化以及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如何启动，高质量发展所仰仗的生产率源泉从何处挖掘，无疑是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容回避的新课题。于是，得到一条倒U形曲线。

由此来看，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大幅度超过美国，自21世纪初加人WTO后则进一步加速提高，并于2012年达到最高点的1.51，而同年美国为1.15。因此，随着这时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下降到34.6%，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相对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提高到17.8%的水平。

然而，在现实中，出现的两种情形使得整体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不仅难以提高，甚至还有下降的危险。在图1中，按照人口转变的四个阶段，分别列出了各组平均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劳均增加值)，以及农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的百分比。

实际上，加强顶层设计这个改革原则，本身就包含着进行激励机制设计的要求。这时，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接近，皆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拉开了距离。